2025 年，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羅志恒先后在廣東、江蘇、湖南、湖北、云南等省份進行了調研，這讓他對中國經濟的特質有了新的理解。

在他看來，中國經濟雖然面臨一系列內外部挑戰與壓力，卻依然保持了較強的韌性。如蘇州、深圳等地展現出了強勁的科技創新活力，當地地方政府官員也頗具"精氣神"。但部分對美出口占比高、房地產占當地經濟比重高的地區，則面臨較大壓力，正處于艱難轉型階段。這正是中國經濟多樣性的體現。

羅志恒認為，全國各地均不同程度地面臨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帶來的土地出讓收入下行壓力，但各地對新能源、低空經濟、生物醫藥等新質生產力產業均高度重視。與此同時，各地在盤活存量資產資源方面的表現也十分積極。"調研中的所見所感讓我意識到，這些地方雖有壓力卻不悲觀，雖遇困難仍穩步前行。中國經濟韌性的核心，在于每一個企業和每一位居民始終保持對未來美好生活的追求，堅信通過努力能夠改變現狀。"

羅志恒長期深耕宏觀經濟和財稅領域。2026 年 1 月，在接受經濟觀察報的專訪時，他詳述了 2025 年調研中的觀察和思考。他認為，2025 年中國財政經濟金融運行可概括為兩個"高于預期"和兩個"不及預期"，整體表現可圈可點：出口增速超預期、資本市場表現持續優于預期；但消費復蘇與房地產市場走勢均不及預期，這兩大領域仍需進一步加力施策、強化支撐。

經濟觀察報：你在調研中發現了哪些超出預期和不及預期的地方？

羅志恒：從經濟層面來看，有兩個"超預期"，分別是出口和資本市場。

第一個超預期是出口增長超出預期，這背后離不開中國強大的生產能力和產品競爭力作為支撐。2025 年上半年赴外貿大省調研時，有些對美出口占比較高的企業反映，短期訂單并未減少——當期訂單多為半年前簽訂，但由于不敢發貨，生產的玩具囤積在倉庫，不僅倉儲成本居高不下，更讓企業承受著不確定性帶來的煎熬。當然，也有企業提到，正與美國進口商溝通關稅成本承擔問題，嘗試提高產品價格。

下半年再次調研時，有外貿企業表示，關稅休戰期為積極拓展印度、印尼等市場提供了契機，還有部分企業直接放棄美國市場，轉型其他賽道，同時匯率升值帶來的匯兌損益對利潤的影響也更為凸顯。

從兩次調研的感受對比來看，企業家對待關稅戰的態度更加淡定從容，當然這也可能與選擇的樣本企業存在一定關聯。

出口超預期表現的背后，還有兩個趨勢值得關注。第一個趨勢是出口市場呈現多元化特征。一方面，對美國出口占我國出口的比重大幅下降，但對東盟、非洲的出口占比持續上升，2025 年中國對非洲出口占比有望達到 6%，近年來一直持續攀升，加上對東南亞的出口，有效彌補了對美出口占比下降帶來的缺口。

第二個趨勢是出口結構實現升級。中國出口正在從過去以服裝、鞋襪等中低端消費品為主，逐步轉向零部件、機械設備等中高端資本品和中間品，這類產品的出口占比不斷提高。這一變化的原因在于，東南亞承接中國產業鏈轉移后，對中國的機械設備存在大量需求，而非洲正推進初步工業化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樣需要相關產品支撐，兩大市場的需求共同推動了中國出口結構的轉型。

第二個超預期是資本市場表現超出預期，可以總結為"科技驅動資本市場活力提升"。一方面，AI（人工智能）領域的重大突破讓市場看到了中國在科技領域的潛力，顯著提高了市場風險偏好；另一方面，資本市場制度持續完善，包括中長期資金入市、打擊欺詐行為、保護中小投資者權益、推行強制分紅等舉措，增強了資本市場的吸引力，使其更能反映經濟結構的變化。2025 年 9 月，科技電子板塊的市值超越銀行板塊成為第一大板塊，這成為資本市場發展的重要亮點，意味著經濟結構的新舊動能轉換在資本市場得到了充分體現。

當然，2025 年經濟運行中也存在一些不及預期的情況。比如消費提振方面，與市場預期存在一定差距；再比如房地產市場，年初市場普遍預期銷售、投資等指標的降幅會收窄，但從目前情況來看，穩定房地產市場仍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當前形勢是供強需弱，要把擴大內需放在第一位，同時強調要著力穩定房地產市場。隨著一系列政策落地，消費與房地產領域的問題有望得到明顯緩解。

經濟觀察報：那如何更好地提振消費，讓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能？

羅志恒：消費品"以舊換新"等政策在提振消費上取得了較好效果，2026 年將進一步優化。我認為提振消費，關鍵在于推進收入分配改革，需要破解三大核心問題：一是消費能力，二是消費意愿，三是供給對需求的適配性。

這三者分別對應三大主體和三大改革方向：消費能力與收入分配直接相關，居民只有具備足夠收入，才會產生消費行為；消費意愿與公共資源配置尤其是財政支出結構改革緊密相連，若財政能提高醫療、教育、養老等領域的支出規模，降低居民相關負擔，居民自然更愿意消費；供給適配性則涉及企業部門的市場準入與產權保護改革，唯有讓企業生產出消費者真正需要的高質量產品和服務，才能實現供需良性互動。

經濟觀察報：如何優化收入分配改革？

羅志恒：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優化是當前的重要課題。在國民收入分配的三大部門（居民、企業、政府）中，居民收入占比為 62%，位居首位，與國際普遍格局一致，但在全球處于中等略偏低水平。這一現狀的形成，主要源于兩方面原因：一是居民勞動報酬占比中等略偏低，2008 年之前，中國處于供給短缺階段，資本稀缺而勞動力過剩，資本要素報酬偏高，勞動報酬被壓低；2008 年后，隨著勞動要素日益稀缺、勞動年齡人口占比見頂回落，勞動報酬水平上升，推動勞動報酬占比逐步提高，但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二是居民財產性收入明顯偏低，居民財產性收入中 70% 為利息收入，近年來利率持續下行，且資本市場與分紅機制仍需進一步完善。

企業部門收入占比偏高，與居民勞動報酬偏低是一體兩面的關系。這一現象的出現，主要源于部分國有企業利潤上繳力度不足，以及其他企業的分紅力度不夠，盡管近年來這一情況在不斷改善，但仍有提升空間。需進一步加大國有企業利潤上繳力度與各類企業的分紅力度，否則企業利潤將沉淀在內部，難以轉化為居民收入。政府部門收入占比為 16%，處于較低水平，而且直接稅占比偏低，對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影響相對有限。

需要注意的是，這 16% 與廣義宏觀稅負水平并非同一概念——國民收入分配的統計口徑與財政統計口徑存在差異，宏觀稅負水平主要從收入端考量，而國民收入分配中統計的政府收入占比，已剔除部分剛性支出。

要解決居民收入分配問題進而提振消費，莊閑和游戲網核心在于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和勞動報酬。具體可通過多方面舉措實現：一是做大做強資本市場，并完善強制分紅制度，讓居民能夠通過資本市場獲得更多財產性收入；二是加大國有企業利潤上繳力度，將上繳資金專項用于民生福利改善，比如提高城鄉居民尤其是農民的養老金水平，探索將農村居民養老金提高至農村低保水平附近，約 600 元 / 月；三是在提高糧食收購價格的同時，為中低收入群體發放補貼，既保障農民收入增長，又避免糧食價格上漲對中低收入群體生活造成影響；四是嘗試鼓勵企業為居民提高勞動報酬，但在經濟下行期，企業面臨一定經營壓力，難以獨自承擔漲薪成本。

因此，可考慮由中央財政通過增發國債的方式，設立"城鄉居民增收引導基金"，借鑒財政貼息模式，對主動為職工漲薪的企業給予適當補貼，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鼓勵漲薪行為在全社會推廣，待經濟進入良性循環后再逐步退出補貼。可先選擇部分城市或省份試點，若效果較好再全面推開，若效果不及預期也不會影響大局。

近年來相關政策多聚焦產業領域，上述政策直接關聯公共服務與居民增收，有利于優化政策實施方式。

當前，公共服務改善與民生福利提升、投資于人的意義已超出單純的公平范疇，成為提升效率的重要途徑。在供強需弱、消費不足的格局下，改善公共服務、加大民生福利投入，一方面能緩解居民在醫療、教育、養老、生育等方面的壓力，讓居民有更多資金用于消費；另一方面，加強教育、培訓等人力資本投資，能提升居民創造收入和財富的能力，形成良性循環。這一視角的轉變，有助于更好地平衡發展與公共服務的關系，讓公共服務既保障公平，又促進效率提升。

經濟觀察報：在日常研究和調研中發現有哪些問題是需要重視的？

羅志恒：預期問題是當前全球性的挑戰，中國也需要進一步改善民營經濟及社會資本的預期——既要激發企業家活力、穩定其預期，穩定居民部門預期，也要穩定地方政府預期并激發其活力。當然，我們所講的預期，主要是市場主體的預期。

美國 2025 年經濟實際增速雖在 2% 以上，主要依靠 AI 投資浪潮和富人群體消費支撐，但也面臨著宏觀經濟數據與中低收入群體微觀感受背離的問題——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占比下降，消費者信心指數持續走低，這正是大家熱議的" K 型增長"。

穩定和改善預期，首要的是市場主體對政策力度、改革力度的感知，以及對收入增長、財富保值增值潛力的現實體驗。當政策與改革力度能夠切實提升居民收入和財富安全感，預期自然會得到改善。

其次是優化政策溝通機制，及時、高效、前瞻性地向市場主體傳遞政策導向，明確量化指標，比如明確"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具體量化標準，讓政策更具確定性。政策出臺需保持一定前瞻性與力度，做到一次性給足。

第三，宏觀調控理念也需進一步優化，從側重短期宏觀數據改善，轉向關注微觀主體行為與資產負債表調整。例如，在化債工作中，不僅要化解流動性風險，更要激發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在消費政策中，不能局限于短期消費指標的改善，更要關注居民消費行為的可持續性和資產負債表的健康狀況。這些對于改善預期都至關重要。

第四，市場環境的完善對提振企業預期至關重要，尤其是市場準入的公平放開和強有力的產權保護（包括知識產權保護）。當前中國商品供給過剩但服務供給不足，導致服務消費難以充分釋放，文化旅游、醫療、高端養老、家政服務等領域均存在供給質量不高、監管不完善等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充分放開服務領域市場準入，允許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平等進入；加強事中監管，完善行業標準；對違法違規行為實施嚴厲懲戒。通過市場準入放開、嚴格監管與產權保護的結合，充分激發企業的投資與經營積極性。

經濟觀察報：當前經濟面臨一定壓力，地方財政收支緊張，對于宏觀稅負的問題該如何看待？

羅志恒：宏觀稅負的高低本身并無絕對的好壞之分，其本質是國民的政治經濟選擇。以北歐國家為例，其選擇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公共服務模式，自然對應著較高的稅負水平，其宏觀稅負水平高達 45% — 50%，民眾對此具有較高接受度，因為這是他們自主選擇的發展模式；而如果宏觀稅負水平較低，政府的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就會受到限制，醫療、養老等民生保障需更多依賴居民自身承擔。過高或過低的宏觀稅負均不利于經濟發展：過高會抑制市場活力，導致企業缺乏研發投入動力、居民消費能力不足；過低則會削弱政府宏觀調控能力，一旦經濟面臨需求不足，政府將難以有效應對，只能依賴發債。

討論宏觀稅負不能脫離支出結構與支出效率。若稅收能高效轉化為公共服務，讓居民感受到" 1 元稅收能獲得 1.5 元公共福利"，則居民對稅負的接受度會顯著提升。當前中國大力實施"投資于人"，推動更多公共資金服務于民生。"投資于人"是經濟發展階段演進和財政資金效率最大化的必然要求。隨著傳統基礎設施日趨完善，投資"鐵公基"的邊際經濟回報會自然遞減。與此同時，人民群眾對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已從"有沒有"升級為"好不好"，對更優質的教育、醫療、養老、托育等服務有著強烈期盼，"投資于人"、服務于民生能發揮出更好的作用——既改善了民生福祉，又提高了消費意愿，還增強了人力資本建設。

2025 年，我國在理念與實踐上實現了重大突破，將人力資本視為投資，在學前教育等領域啟動補貼政策，未來可進一步擴大政策覆蓋范圍。優化支出結構，提高民生福利支出占比，提升財政資金使用效率，才能讓有限的財政資金發揮出更大效用，降低宏觀稅負帶來的"痛感"。無論是用于基建投資還是民生保障，都需注重綜合效益與經濟社會效益，避免資金浪費。同時，將財政資金更多用于補貼中低收入群體，既能保障社會公平，又能激發消費潛力，形成經濟社會良性循環，解決供強需弱問題，提升居民幸福感與獲得感。

經濟觀察報：2026 年，哪些問題更值得關注？

羅志恒：2026 年將重點關注以下幾方面問題：一是全球經濟與地緣政治風險，這一風險將通過貿易、能源供應、市場風險偏好等渠道傳導，影響全球經濟增長，是當前面臨的重要外部挑戰；二是國內收入分配改革能否取得突破性進展，這是解決消費不足、促進經濟良性循環的核心；三是財政收入低增長態勢的應對——在供強需弱的格局下，物價偏低導致稅收增速放緩，財政收入進入低增長階段，如何平衡財政收支、保障民生與發展需求至關重要；四是地方政府積極性與微觀主體激勵機制優化，這直接關系到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